婆婆状告儿媳孙子，168万元工亡赔偿金该怎么分？

        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打破了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，168万元，把婆婆、儿媳、孙子，送上了法庭的原告席和被告席。一边是痛失爱子的老婆婆，一边是痛失丈夫（父亲）的儿媳、孙子，昔日一家人，如今因钱反目，对簿公堂。2026年6月8日，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共有物分割纠纷作出终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随着法槌落下，这起案件厘清了一个关键问题：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，不能按继承法均等分割。

□梁军

漫画：穆依

突发意外，百万赔偿引纷争

　　家住湖北省枣阳市84岁的尹婆婆，与已故丈夫育有三子一女。老伴走后，她便在几个子女家轮流居住，安度晚年。

　　2025年10月1日，尹婆婆的次子余某某在重庆市某工地作业时被吊装料斗砸中头部。经全力抢救无效，不幸离世。

　　消息传回，家人顿时沉浸在悲痛中。儿媳张女士当场瘫坐在地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她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以泪洗面。

　　事发后，余某某的儿子洋洋和几名亲属连夜赶往重庆。面对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，他们强打精神，与用人单位——安徽省合肥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商赔偿事宜。

　　经过反复协商，双方最终达成一份168万元的赔偿协议。这笔沉甸甸的巨款，随后全额打入了洋洋的银行卡中。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钱到手了，事也就了了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笔钱，却成了一枚撕开家庭裂痕的引子。

　　“老二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我一手养大的。他走了，这笔赔偿款应该有我一份儿。”料理完丧事，尹婆婆把儿媳和孙子叫到跟前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她要求与儿媳、孙子平分这168万元，她起码要拿到三分之一。

　　“人刚入土，您就急着分钱？”儿媳和孙子无法接受。在他们看来，丈夫（父亲）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一走，这个家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洋洋刚成家不久，妻子又怀上二胎，未来的生活压力很大。他认为，这笔钱关乎这个家庭的未来生计，不能就这样被分走。

　　一方坚持要分，一方坚决不给。原本就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庭，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。尹婆婆在其他子女的陪同下，找到村委会调解。但双方各说各有理，分歧如同鸿沟，无法弥合。尹婆婆遂将儿媳、孙子告到枣阳市人民法院。

厘清是非，家人分割有章法

　　案件被分到了枣阳法院七方人民法庭。主审法官张家政拿到案卷，眉头紧锁。案件背后是婆媳、祖孙三代人，如果一判了之，这个家就彻底散了。

　　法官决定，先让驻庭人民调解员调一调，看能否用“和”弥合“争”。

　　调解室里，气氛压抑。一方是白发苍苍、固执要钱的老人；另一方是满脸愁容、委屈不已的儿媳和孙子。

　　“不管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，老年丧子、中年丧夫、青年丧父，你们都遭遇了人生的不幸。这时你们本应该相扶相帮，共渡难关。”调解员说。

　　然而几轮调解下来，终因双方意见悬殊而宣告失败。眼看先行调解未取得预期效果，法官遂决定开庭审理。

　　庭审中，双方针尖对麦芒，争执不下。

　　尹婆婆一方坚持认为，赔偿款理应视为儿子的遗产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，由母亲、配偶、子女均分。

　　“赔偿款里明确包含了给婆婆的赡养费14万元！剩下的钱，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活命钱！”被告方则抛出反驳意见，再三强调，余某某生前一直与妻儿共同生活，对这个小家庭的依赖程度最高，赔偿金理应优先保障他们的生计。

　　面对双方争辩，法官当庭释法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讲得很明白：死亡赔偿金，是侵权方对死者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。这笔钱，不是死者生前赚到的，也不是他留下来的财产，因此，不属于遗产。它的受益人，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——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

　　既然原、被告三人都有份，那么，这笔钱应该怎么分？

　　法官进一步阐明，法院在分配时，会综合考量每一名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、经济上的依赖程度、情感上的亲疏关系以及各自的生活来源状况。其实就是法律在这时候，更看重的是逝者生前，谁给了他更多的陪伴与关爱？在逝者走后，谁又承受了更多的生活打击？法律试图用理性的标尺，去厘清一段感性的家庭关系。

维持原判，赔偿金尘埃落定

　　由于当初签订的赔偿协议并未详细列明168万元的具体构成，枣阳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和事实，对这笔巨款进行了精细化的“解剖”与核算。

　　首先，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。这是大头，它的性质是弥补近亲属未来的收入损失。法院考虑到，尹婆婆虽为母亲，但生前与儿子一家长期分居两地，共同生活时间有限，情感与经济纽带并不紧密，且她尚有其他三名子女承担赡养义务。因此，法院酌定尹婆婆分得其中的15%，即16.2564万元。

　　其次，是供养亲属抚恤金。这是发给符合条件的特定亲属的专属费用。法律规定配偶按月发40%，其他亲属按月发30%。余某某生前月薪约8000元，因用人单位已一次性买断，法院参照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，考虑到尹婆婆已84岁高龄，按5年预留计算，核定她应得14.4万元。

　　第三，是丧葬补助金。洋洋为处理父亲后事，支付了丧葬费、差旅费等共计5.93万元。这笔必要的开支，应从总额中扣除，归洋洋所有。

　　此外，协议里超出法定标准的部分，比如精神损害抚慰金、人道主义补偿等，被认定为洋洋额外争取来的权益，归洋洋和张女士所有。

　　最终核算，尹婆婆应得总额为16.2564万元，加上14.4万元，共计30.6564万元。

　　2026年2月，枣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令张女士、洋洋在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尹婆婆30.6564万元。

　　然而，一审判决并未让双方息诉。尹婆婆觉得给自己判少了，她上诉称自己年老无依，依赖程度最高，“未共同生活”不应成为少分钱的理由。儿媳和孙子也上诉，觉得给老人分多了，认为抚恤金应按月支付，工亡补助金比例应降至10%以下，并提交了张女士抑郁、洋洋妻子怀二胎的证据，强调家庭负担重。

　　2026年6月8日，襄阳中院经审理，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。二审法院认为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共有财产，分配要综合考量亲疏关系；丧葬补助金归实际办理者；供养亲属抚恤金是特定人员的专属款项。尹婆婆和张女士均符合领取条件，且在扣减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，死亡、丧葬事宜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尹婆婆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后，已不足以覆盖张女士的供养亲属抚恤金。一审确定的比例和数额并无不当。

　　最终，襄阳中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【案后余思】

让逝者安息，让生者安心

　　法庭上的胜负，弥补不了亲情的裂痕。这起案件中，尹婆婆老年丧子，理应获得经济抚慰。但法律并未因她“母亲”的身份，就支持其平均分割的诉求，而是通过细致的比例划分，折射出“权利与付出对等”的法理精神。

　　法院酌定15%的比例，并全额保留其专属抚恤金，正是在破碎的家庭关系中，艰难寻找平衡点——优先保障对死者经济依赖最强的核心家庭成员，同时兼顾其他近亲属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透过这起案件，也让人们有所思考：把“爱”放在“利”的前面。这笔赔偿款，是逝者用生命为家人换来的最后一份生活保障，绝非一笔“意外之财”。它的本意是让活着的亲人好好活下去。若为分配多寡而对簿公堂、耗尽心力，实则辜负了逝者生前为家庭的付出，也让他的离去，更多了一分悲凉。

　　赔偿有价，情义无价。这笔用生命换来的赔偿款，不该成为撕裂亲情的利刃。法官提醒：法律能判决钱的归属，却判决不了心的远近。愿每个遭遇不幸的家庭，都能在泪水中保持理性，在金钱面前看见血缘。